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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中國中國法制史學科的主要創建者和杰出代表，出版60余部專著、主編20余部中國法制史教材，培養了我國第一屆法制史專業博士生，培育出百余名博士畢業生。

在70余年治學育人生涯中，94歲的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始終秉持“不偷懶、不自滿”嚴謹態度，多年來甘愿坐“冷板凳”，“從不敢說一句狂話”。

他讀書立志，立德育人，桃李滿天下。

“為國家富強而讀書”

為國家富強而讀書，是張晉藩從小立下的志向。

“1930年我出生在沈陽。我的童年是在偽滿洲國殖民統治下度過的，那時歷史課不教中國的歷史。”張晉藩回憶道，“‘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侵略者就是要讓中國人忘記自己的根。”

“祖父因饑荒過世。戰亂頻仍，想買一口棺材都沒地方買。幼年時這些刻骨銘心的經歷，激勵著我要為國家富強好好讀書。”張晉藩說。

1949年7月，張晉藩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此后轉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中國法制史專業研究生。當初，在不少老師和同學眼中，資質出眾的張晉藩就讀冷僻的法制史專業有些屈才。但是，在酷愛讀書尤其是愛讀史書的張晉藩看來，這個選擇真是天大的幸事。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中國古代法律的內容精彩紛呈，傳承中華法制文明，可以弘揚中華民族在法制上所體現的堅韌進取的民族精神，激發中華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內在的潛能。”張晉藩說。

1979年以前，國外曾三次召開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都未邀請大陸學者參加，這嚴重傷害了包括張晉藩在內的中國學者自尊心。

張晉藩說，必須要加快編輯出版《中國法制通史》，不能讓子孫后代到外國去學習中國法制史。

自此，張晉藩牽頭召集國內法制史學界的學術力量，歷時19年時間，苦心鉆研，出版《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為新中國法制史學科做出奠基性、開創性工作。1999年，《中國法制通史》正式出版，全書共10卷、500余萬字，被意大利學者譽為中國的“查士丁尼國法大全”。

為發展中國法制史載欣載奔

1952年研究生畢業后，張晉藩留校任教，從此在中國法制史研究和教學之路上辛勤耕耘，不斷開風氣之先。

除了《中國法制通史》，張晉藩牽頭歷時23年編輯出版《中華大典·法律典》，耗時16年出版《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發表新中國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論文，撰寫《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中華法制文明史》等享譽學界的著作60余部，主編《中國司法制度史》《中國民法史》等30余部專著和20余部教材，發表專業論文430余篇，其部分專著和文章已被譯成英、日、韓等多國文字出版。

盡管著述等身、載譽天下，但張晉藩始終恪守“不偷懶、不自滿”治學原則。

“對于一些發表過的文章，時不時重讀一下，看看是否要修改。”他說，“什么時候也不敢說一句狂話，自己只是看到法制史殿堂的門楣，載欣載奔而已，距離‘達到’還遠著呢，因此也不敢偷懶。”

由于長期的辛勤勞累，加上年齡不斷增長，如今張晉藩的視力嚴重下降。但是，借助高倍放大鏡，他仍然每天上午八點半開始工作，堅持閱讀寫作、指導研究生論文。

“我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完成這些項目，就是為了發展中國法制史學，弘揚五千年的中華法文化。”張晉藩說，“我深切感受到，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自己強大的文化支柱，一個國家就很難全面發展、真正強盛。”

推動中國法制史學科桃李滿天下

作為一名教師，教書育人是張晉藩堅持一生的事業。

張晉藩的第一位博士生、中國政法大學原副校長朱勇說，老先生以其高尚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懷，以其堅毅的性格和辛勤的汗水，鑄就了一代學術大師的風范。

1983年，中國政法大學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同年7月，張晉藩從中國人民大學調入中國政法大學主持研究生院工作。當時，中國政法大學首批招收了125名碩士研究生。

張晉藩介紹，一次招收這么多研究生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國政法大學的師資力量完全不可能勝任，必須聘請校外的專家，組成各個碩士學科的導師組，才能完成任務。當時他積極聘請的校外導師幾乎涵蓋京內外法律院校各個學科的帶頭人，受聘的專家非常積極地投入這項工作。

除學業教育外，張晉藩格外重視道德教育。他說，培養人才首重立德，這是做人的根本。只有鞏固這個根本，才能夠發揮所學，為國所用。

自1984年招收首屆中國法制史博士生以來，張晉藩迄今已培養博士生百余人，其中包括多名外國留學生。如今，張晉藩仍然堅持給每年新入校的博士生上課，并親自帶博士生。

“只要身體能頂住的話，我還是要多讀一點東西、多做一些研究。”他說。